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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錄片《重生》觀后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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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錄片《重生》觀后感

周末在家,抽了半天時間,看了一部紀錄片《重生》,這是目前唯一一部講述中國共產(chǎn)黨1921-1949年創(chuàng)業(yè)歷程的紀錄片。其中講述黨歷經(jīng)的各種“血與火”的考驗,形勢之嚴峻,局面之復雜,簡直超乎常人想象。

一個組織如何從小到大,從弱到強,這是每一個創(chuàng)業(yè)者都在思考的問題。而黨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卓越的組織,其創(chuàng)業(yè)史無疑是一部極好的創(chuàng)業(yè)教科書??赐赀@部紀錄片,我感觸最深的有三點:

一、沒有槍桿子,就沒有話語權

大家都熟知毛澤東“槍桿子里面出政權”的著名論斷。在毛澤東之前,對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兩個人——袁世凱和蔣介石,都是依靠槍桿子起家的。

先說袁世凱。

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(zhàn)爭戰(zhàn)敗以后,派袁世凱訓練新式陸軍。袁世凱耗費10年時間,在京、津、魯?shù)貐^(qū)建成北洋六鎮(zhèn),一舉奠定了日后他成為北洋軍閥領袖的基礎。

清政府出于對袁世凱手握重兵的忌憚,曾多次下令解除其兵權。但由于北洋新軍乃是袁世凱一手創(chuàng)建,其特點便是“兵為將有”,換了其他人前去根本指揮不動。

在北洋新軍擁有無可替代的絕對權威,成了袁世凱撈取政治資本的最大籌碼。辛亥革命爆發(fā)以后,袁世凱和清政府“討價還價”,如愿以償成為內(nèi)閣總理大臣;民國成立以后,袁世凱和孫中山“討價還價”,如愿以償成為“大總統(tǒng)”。凡此種種,跟他對槍桿子的掌控力密不可分。

再說蔣介石。

1926年3月,蔣介石調動軍隊宣布戒嚴,斷絕廣州內(nèi)外交通;逮捕李之龍,扣留中山艦及其他艦只;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,收繳其衛(wèi)隊槍械;包圍廣州東山的蘇聯(lián)顧問所;驅逐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中的共產(chǎn)黨員。通過“中山艦”事件,蔣介石一舉成為在黨內(nèi)和軍中都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實權人物。

因為掌握槍桿子,蔣介石才可以肆無忌憚地發(fā)動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變,大肆屠殺共產(chǎn)黨人;因為掌握槍桿子,蔣介石不費吹灰之力,就輕易摧毀了共產(chǎn)黨內(nèi)曾經(jīng)的三個“一號人物”——陳獨秀、向忠發(fā)、瞿秋白;因為掌握槍桿子,蔣介石屢次通電下野,卻屢次被請回國民黨的權力中樞。

最后說毛澤東。

毛澤東對槍桿子的認識,有一個轉變過程。

1919年,毛澤東在《湘江評論》創(chuàng)刊詞上寫道:在對人的方面,主張群眾聯(lián)合,向強權者為持續(xù)的“忠告運動”,實行“呼聲革命”——面包的呼聲,自由的呼聲,平等的呼聲,——“無血革命”。不主張起大擾亂,行那沒效果的“炸彈革命”,“有血革命”。

1920年,毛澤東投身湖南自治運動,主張“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”。面對民眾和學生的和平情愿,反動軍閥不但無動于衷,反而舉起了屠刀,對準了槍口......

1927年3月,毛澤東在《湖南農(nóng)民運動考察報告》中提出:革命不是請客吃飯,不是做文章,不是繪畫繡花,不能那樣雅致,那樣從容不迫,文質彬彬,那樣溫良恭儉讓。革命是暴動,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。

及至第一次國內(nèi)革命戰(zhàn)爭失敗,毛澤東在“八七會議”上更是明確提出: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,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。

如果沒有槍桿子,再深奧的理論、再犀利的判斷、再龐大的群眾基礎,都無濟于事。在任何時候,都要靠實力說話。“將革命進行到底”的底氣,“向全國進軍”的豪氣,都主要來源于軍事上的勝利。

啟示:一家企業(yè)或者一個團隊要想壯大,就必須要有自己的核心業(yè)務,保證能夠在市場上長期賺到錢。在企業(yè)如果沒有業(yè)務,就像在軍隊里沒有槍桿子是一樣的,永遠不可能居于重要位置。須知,有為才能有位,有位才能有威。

二、誰最匹配一項資源,誰就將最終擁有它

毛澤東雖然是中共“一大”代表之一,但在很長時間里,都并不處于核心領導地位,甚至有時會被“邊緣化”。

1931年贛南會議上,毛澤東受到錯誤批判,被指責為“狹隘的經(jīng)驗論”、“富農(nóng)路線”和“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”。

1932年中共蘇區(qū)中央局會議上,毛澤東受到“左”傾錯誤領導的打擊。會后,毛澤東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,離開軍事指揮一線。

這個時候,比毛澤東小14歲的博古,正在步入人生的“高光”時刻。1931年,年僅24歲的博古擔任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;1934年,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,27歲的博古被選為中央委員、中央政治局常委,任中共中央總書記。

但是,由于缺乏學生運動、農(nóng)民運動和戰(zhàn)場上的實際經(jīng)驗,博古積極推行王明“左”傾冒險主義路線,又與李德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、防御中的保守主義,致使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敗。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,博古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。

而正是在遵義會議上,實際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。

啟示:我們能看到很多風云一時的人物,少年得志,但卻如同流星一般劃過天際。誰取得過程的勝利并不重要,誰現(xiàn)在走在你前面也并不重要。畢竟,每個人的“時區(qū)”不一樣。重要的是,你自己是否擁有足夠的實力,能夠讓你最終匹配得上你想擁有的“資源”。

三、只要一息尚存,就決不輕言放棄

1927年4月,中共五大召開時,全國黨員人數(shù)為5.7萬人。經(jīng)過“四一二”、“七一五”反革命政變的血雨腥風,一大批中共黨員倒在了敵人的槍口和屠刀之下,人數(shù)最少時僅剩下1萬多人。

1934年10月,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敗后,中央主力紅軍被迫開始長征。湘江一役,紅軍雖然突破了國民黨軍隊重兵把守的第四道封鎖線,但隊伍折損過半,兵力已由出發(fā)時的8.6萬人銳減到3萬人。

1941年1月,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9千余人奉命北移,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。新四軍部隊英勇奮戰(zhàn)七晝夜,終因寡不敵眾,彈盡糧絕,除約2000余人突出重圍外,一部被打散,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。

1947年2月,蔣介石飛抵西安,親自部署進攻延安。國民黨軍出動34個旅25萬余人,100余架飛機,由南、西、北三面對陜甘寧邊區(qū)實施重點進攻。當時,陜甘寧野戰(zhàn)集團軍主力只有6個旅,兵力不足3萬,與敵相比,眾寡懸殊。毛澤東決定主動放棄延安,并斷言:少則一年,多則兩年,我們還要回來的。

不難看出,從1921-1949年的28年歲月里,黨所經(jīng)歷的大大小小的挫折不計其數(shù)。有很多時候,甚至都到了命懸一線、生死存亡之際,但往往又能逢兇化吉,化險為夷。如果沒有頑強的意志,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,是不可能不被艱難困苦所壓倒的。

啟示:從星星之火,到在中華大地漸成燎原之勢,再到奪取全國的勝利,這一路百折不撓、越挫越勇的精神狀態(tài),與我們崇尚的“企業(yè)家精神”不謀而合。懦弱的人,在強壓面前會被打倒;而內(nèi)心強大的人,在重壓面前會迅速反彈,甚至到達新的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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